|
做了5年保姆的蒋宝芬如今开了个家政公司，她觉得雇主和保姆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富平模式：
富平家政的业务现在包括两大块，一个是富平家政学校，负责学员的招生和培训，一个是富平家政中心，负责学员的就业和维权。富平模式，概括起来就是由民间人士投资办学，承担培训，以及培训后推荐就业，实现培训、就业、权益保障一条龙作业；政府相关部门协助招生并给予资助，学校对学员培训、实习、食宿费实行小额无息贷款，学员就业后分期返还。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桑兰又一次成了网络聚焦的中心。只是这次她的形象从身残志坚的楷模变成了欺凌保姆的“恶主”。
9月5日，桑兰聘请的保姆小杜突然辞职，气愤的桑兰将其身份证、视频以及其平日工作中的种种失误发到博客上，谴责保姆缺乏专业及责任心。博文一发出，网络迅速做出回应，大部分舆论的指向重点是桑兰作为雇主的苛刻，以及桑兰身为名人对于入城务工者抱有的一种强势的态度。
就在网络骂声一片的时候，网友们似乎都忘了桑兰是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也集体忽略了桑兰在博客中对于家政服务行业不规范的质疑。
据家政行业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昆明共有家政从业人员五万多名，主体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另有800多家家政公司，其中一半是无证营业。而按照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昆明市每年对家政服务员的需求量达七八万人。目前家政市场供需缺口在40％左右。
这是一个潜力巨大却又极不规范的行业。不论是雇主还是家政人员，对自身及这一行业都未有正确的认识。而被寄予了重望的市场，在自身就缺乏规范的情况下，根本无力去约束、管制，更毋提矫正这种扭曲。
“我们多次试图给这个行业制定一些规则，但是找不到愿意挑起这个担子的部门。”昆明市家政行业协会会长毕诚说。效果上形同集体缺位的多部门管理，加上企业自身的利益趋向，家政市场的管理失范被默许。失范代价的最后承担者依然是雇主和保姆。
保姆：我希望被尊重
“家政这个行业虽说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就解放前和解放后来说，保姆的心理相去甚远。解放前是保姆附庸雇主，现在是人人平等，但过去的痕迹还没完全消失，两种观念互相作用下，有人能以平常心看待，但大部分人会有一种不正确的定位。”毕诚说。
昆明市大观街46号，一栋五层小楼的第三层，34岁的蒋宝芬坐在靠窗的位置，屋内地板锃亮，桌面上的杂物摆放得井然有序。
在从事了五年的家政服务后，一个月前，蒋宝芬开了“喜媛园”家政公司。凭着之前做保姆时留下的好口碑，她的生意做得不错。
“第一次听说保姆这个词，是2001年在东莞打工，那时还不知道保姆是做什么的。”蒋宝芬没有想到，三年后，她也会成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
蒋宝芬当保姆后服务的第一个家庭是一个四口之家，老两口开了家蛋糕店，忙得无法照顾怀孕的女儿，女婿是个警察，也没时间。因为小儿麻痹症后遗症，女儿腿脚不便，不得不请个保姆照料。
本以为年轻人好相处，没想到蒋宝芬刚进门，这家女儿就给了一个下马威：“我们十天里已经换了七个保姆，你能呆多长？”蒋宝芬被问得很不是滋味，但她坦诚地说，她会尽心尽力做，如果不满意，可以提出更换。
就这样，蒋宝芬开始了她的保姆生涯，每天除做饭、买菜、洗衣服这些工作外，她还主动延长了自己的工作时间，“本来我六点就能下班了，但怕小姑娘一个人不安全，我都会等老两口回来了再走。”结果，蒋宝芬赢得了雇主的认可。“我是在他们家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保姆，呆了三个月，一直到孩子出世。”
与蒋宝芬不同，赵文雪，这位来自临沧永德的23岁姑娘，正在盘龙区民政服务站里等待她的第九位雇主。
赵文雪是去年三月份来昆明的，保姆是她至今为止惟一的一份工作。她的想法中，这份“伺候人的工作”并不是一份光彩的活儿，她也一直没跟家里人说明自己具体做些什么，“但收入还算可以”，所以“将就干着”。
因为种种原因，赵文雪的保姆生涯总在寻找雇主——辞职——寻找雇主中循环。仅仅一年，赵文雪已经换了八个家庭，每个家庭她都有在她看来不得不辞职的充分理由。
“他们太喜欢挑三拣四的了，也从来不把我当自己人，说些什么话都要背着我。”赵文雪一直觉得自己委屈，她理想中的家庭，雇主应该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她，包括为她准备洗浴用品，肯定她的劳动，照顾她的心情。可惜她总是“遇人不淑”。
“有一家小气得很，我生病了，药都是自己买；有的还不准我坐他们沙发，吃他们水果。”就在这样的摩擦中，赵文雪一次次更换雇主，又一次次辞职。她最近一次的服务对象是一对老夫妇，她说老人家对她很好，从来不给她脸色看，对她的工作也满意，但是干了不到一个月，赵文雪还是选择离开。“太啰嗦了。”她如此解释这次离开的原因。
赵文雪是家里的老幺，自小没干过什么粗重的活，父母和两个哥哥对她也是百般呵护，从学校到社会，虽不算一帆风顺，却也没有什么大灾大难。和其他“80版”一样，她注重自我的感受，对于外界，更有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最怕别人看不起我，我也没办法忍受别人的白眼。”赵文雪说。
“年轻的家政人员经常混淆的一点是，我们的工作是在为雇主提供服务，而不是在寻找家庭温暖。”五年的家政生涯，蒋宝芬已经能以一种更为平常的心态对待这个行业。
现在蒋宝芬经营着自己的家政公司，她说最近从人才市场新招来的年轻保姆中，绝大多数都抱着与赵文雪一样的心态。为此，蒋宝芬给她们上的第一课便是心理培训。
“首先心态要正确，这就是一份工作。工作中没有必要把自己看低，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拔高，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工作时间把自己份内的事情做好。”
在赵文雪方面，她的筹码是市场上保姆的供不应求，可以随时选择离开某个家庭；而在雇主方面，他们希望一个月800元的付出，能够得到尽量多的回报。
雇主：如何能让我们放心
“昆明保姆的缺口自去年起就保持在每年4万人左右，这说明雇主对保姆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一些老年雇主的生活质量乃至精神需求，在某种情况下依赖于保姆。但是有依赖，却也有不信任，这就是雇主的矛盾。”毕诚说。
87岁高龄的王建国是农行的退休干部，老伴去世多年，子女都在外地。每天早上九点左右，吃完早餐看完电视的王建国就会拄着拐杖到院子里开始他每天必行的散步。
此时，在王建国家中，柳兰芬已买回了当天的菜，地板也拖了一遍，正忙着准备午饭。今年是柳兰芬在王建国家当保姆的第五个年头，刚来的时候王建国因为胯骨受伤，在床上躺了半年。王建国痊愈后，子女考虑到老人家身边需要有个照料，又见柳兰芬干活利索，就将其留了下来。
王建国对于柳兰芬的存在已经从当初的不太适应到现在的近乎依赖。“就两个孩子，又都很忙，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柳兰芬说，哪天要是她不在家，王建国就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更别说遇到个头疼脑热的。
正因如此，柳兰芬极少回楚雄老家，连春节也不例外。“节上事情多，根本走不开。”碰到家里有事必须回去的时候，王建国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早些回来。对于王建国来说，此时的柳兰芬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保姆，而是他晚年生活的一种精神慰藉了。
半年之前，曾家翠就在考虑请保姆的问题。这位56岁的老太太很快就要迎来她的第一个孙儿，在为孩子准备了足够的衣裳和用品之后，曾家翠想到最近自己在一次体检中并不乐观的结果，请个保姆帮忙带孩子就被提上议程。
在咨询了周围邻居、参照了大量“案例”后，曾家翠最后决定放弃这个想法。“你们不知道，保姆大多靠不住。”曾家翠说，“有一家夫妻俩因为工作忙，请了个小保姆，结果晚上回家，发现孩子一直在哭。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小保姆把给孩子准备的牛奶都偷偷喝了，孩子饿了一天，怎么可能不哭？”
对于这件未经证实的事情，曾家翠深信不疑，在她看来，保姆始终是个外人，家里多了个外人，总让人不放心，而且她根本不相信保姆会尽心尽力地为家庭办事，“真请保姆，我肯定整天盯着她，不然肯定会偷懒，说不定还会干些浑水摸鱼的事情。这钱不就白花了？”
蒋宝芬说，抱有这样心理的雇主并不少，“其实也不奇怪，昆明家政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兴起的，除了我们家政人员需要有个心理调适和适应的过程外，雇主也需要时间来学习接受这项新服务。而这中间的摩擦，就像成长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
家政管理：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
“家政管理难就难在大家都管，大家都不负责。”毕诚说。
王萍是云南省保洁家政行业协会的代理秘书长。最近她接到一个保姆的电话，称男雇主跑了，留下一个刚满一岁的孩子，女雇主又联系不上，保姆已经三个月没有领到工钱了，也没人负责孩子的日常支出。“除了建议她到附近的社区或妇联寻求帮助，根本做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事情。”解决雇主和家政人员间的纠纷是王萍工作的主要部分，但是大部分时候她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毕诚对此深有体会，作为行业协会会长，他多次向上级部门申请，希望制定关于家政行业量化管理的规定，但是迟迟不见结果。“商务厅、环保总局、工商总局曾经让我们帮忙拟定一份规划书，我们用两年时间进行实地调研，召开各类会议，多方征求专家意见，最后规划书交上去了，却是石沉大海。”
手中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赋予的管理权限的行业协会，在毕诚看来，就是一个空壳组织。据了解，现在昆明大大小小家政公司有800多家，可正式进行工商登记的只有400家左右，而到协会登记的仅有100来家。对上没有主管部门，对下没有法律规定，加之昆明的绝大部分家政公司属于中介性质，只负责介绍工作，“合同一签完，后面的事情就不管了。”毕诚说，“一旦出现什么问题，都习惯性地往协会推，我们实在是尴尬得很。”
事实上，尴尬的不仅仅是行业协会。
2007年2月份，北京保姆雷维菊负责看护的两岁小女孩，从沙发上意外跌落，摔伤头部，不治身亡。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认定，雷维菊所在的北京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作为保姆的雇主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赔偿数额为47万元。
这一判决让富平家政服务中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也对其在家政市场上所建立的“以培训为依托，培训和服务相结合的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这也是大部分家政公司坚持表明其“中介”立场的原因。
在这种现状下，利益受损最为严重的无疑是身处其中的家政人员。
“第一，他们大部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能享受劳动法的保护；第二，无法律保障，一旦出了事情，家政公司推托责任，家政人员往往要负全责。”昆明市盘龙区民政局《社区建设导刊》编辑室主任张剑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翻出一份《家政服务合同》，他说这是昆明市政民社区家政服务站为家政人员拟订的一份合同，里面详细地写明了主雇双方以及居间服务方家政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家政人员的薪酬计算和支付方式、休息时间等。
但是，这样的合同，在现实中却经常被打入冷宫。“如果签订了合同，雇主或者保姆就需要给家政公司支付一笔管理费。为了省掉这笔费用，他们就私下商量着绕过家政公司。”毕诚说，“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大部分家政公司就是中介公司，没有一整套完善的追踪服务，家政人员与雇主有了什么问题，也不能帮忙解决。既然你什么都做不了，又凭什么收取费用呢？”
无论是从主雇双方，还是从整个运作规则而言，家政市场都有待规范。2009年8月24日，商务部在宁波市召开了全国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工作会议，提出要将发展家政服务业和拉动内需、满足服务、扩大就业、科学发展结合起来。最近，张剑忙着组织800名保姆参加技能培训，他希望在未来的两年里，昆明能够实行保姆持证上岗，“这样起码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家政业的从业门槛，保证保姆的质量。”
陈祖培：行业规范不能靠量化
2002年3月，经济学家茅于轼、时任亚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等，创建了非营利性质的北京富平学校和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希望在为城市家庭提供专业化家政服务的同时，帮助城乡弱势妇女走上就业与自我发展的道路。
从2002年建校至今，富平一直处于舆论的中心。有人质疑它存在的目的，也有人否认它存在的价值。但富平所开创的集培训、就业、维权、发展一体化的管理模式，还是慢慢站稳了脚跟，逐渐在社会中得到认可，给出了一个关于家政市场未来走向的可能。
近日，记者就家政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采访了富平家政学校的副校长陈祖培。
对职业要有正确认识
云信：金融危机会不会对家政业造成冲击？目前最大难题是什么？
陈祖培：目前看来并没有。相反，市场的需求在不断加大。目前最大难题是招生难。按说那么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今年的招生应该不成问题，事实却没有大的突破。很多人宁愿回家，也不愿意从事家政服务。
云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陈祖培：在尝试很多办法后，我们发现光靠自己去挨家挨户的宣传是不行的，必须与当地政府部门合作。于是我们找到了一些中西部省份的扶贫办、妇联，让他们给我们做一个信任担保，其次，由扶贫办出资补助外出劳务工作者。
云信：采访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保姆，尤其是从农村出来的保姆，对于自己的这个职业并不认可，甚至认为这并不是一份职业。你觉得这种心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陈祖培：主要还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因为整个社会对于家政这个行业的不认可，必然导致从业人员对自身的怀疑。为什么菲佣能够成为一个品牌，良好的职业技能是必须的，但是首先你得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然，收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目前，月薪在2500元以上的家政人员，其职业认同程度是远远高于低收入家政人员的。
当然，雇主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以救世主心态视家政人员如“奴仆”，将家政人员私有化。这时候，作为家政人员就要知道自己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权利，比如一星期休息一天的权利，在进行合同之外的工作应获得额外酬劳的权利等等。
还有一些雇主则是一味的迁就，想要以此换取家政人员做工长久。结果只能是使双方的矛盾越积越深，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云信：如何进行规范，一直是家政行业中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日前，昆明市家政行业协会会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未来，昆明可能会出台一些关于家政量化收费的相关规定，以此规范市场。你觉得这可行么？
陈祖培：从我们从事家政这些年的经验来看，住家的普通家政工作，量化是不可行的；小时工和专业服务除外。为什么呢？家政行业本身就是一种服务，而这种服务又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每个家庭都有自身的一个标准，可能你做的饭菜口味符合这个家庭，却未必能符合另一个家庭。
从整个行业来说，我们确实需要一个规范化的管理，但是这种管理不能用一些数据或者说简单的标准来归纳。我觉得首先一点，还是要转变社会对家政行业的看法，只有社会从根本上接受了这个行业，从业人员才能不管是酬劳、福利保障，还是社会地位上，得到一个合理的评价，显然，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目前来讲，绝大部分家政公司都属于中介公司，人介绍到雇主家里，收了介绍费，事情就算是结束了。至于后期问题的处理，家政公司是不过问的。
云信：那谁能管呢？
陈祖培：事实上，行业的管理一直处于一种真空的状态，没有一个归属部门，好像谁都管得上你，但出了问题，又不知道该找谁处理。所以，我们觉得要有一个法律或者政策上的明文规定，明晰家政人员、雇主、家政公司，各自的权利和责任，以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保障相关各方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