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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青的孩子刚两岁，夫妻工作很忙，双方父母又在外地，只能请居家保姆来照顾孩子。但是两年间，他们换了6个保姆，时间最短的一个只干了不到一个星期。保姆离开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偷懒耍滑，服务不到位被辞退；有的是嫌家务多、工资低，自动跳槽；还有的双方都对上眼了，彼此关系也融洽，但因保姆的家事，虽难舍也只能说“再见”。在保姆来来走走之间，孙青夫妇不得不频繁地联系家政公司，物色新人选，这件重复而繁琐的事情，让他们心力交瘁。 当孙青这样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成家立业，并担起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后，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居家保姆，成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做又非常头疼的事。与此同时，这本难念的经也令家政公司深感焦虑。大连市家庭服务业协会副会长、大连好阿姨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延麟对此感受颇深，尽管保姆工资一涨再涨，但却进入了“有价无市”的怪圈。3年前她手头上的居家保姆有600多人，现在却不足200人，而且在这些人中，与公司保持10年以上友好合作关系的不到一半，更多的是近年来从农村招来的新手，而且很多人在接受培训后，干个一年半载的就放弃了。 多年的业内经历让姜延麟深谙其中原因：表面上看，没多少人愿意从事这一行当；从根本上说，除了农村政策越来越好导致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减少之外，还在于家政行业没有标准。在许多人眼中，保姆不是什么重要的技术活，撩起衣袖就能开工，只要雇主愿意，保姆就能上岗。如此定位带来的问题很多，有些是保姆专业知识不够，给雇主造成损失；有些是雇主太专横，给保姆造成伤害。种种不和谐，让人对这一行业的总体感受是，从业者工作不稳定、没有保障、地位比较低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从事这一行业。 居家，一种隐隐的痛 “女儿今年高考成绩不理想，还得再复读一年，我再多坚持一年吧。”这两天，41岁的居家保姆崔丽慧脸上多了几丝愁容。除了担心女儿的学业外，她心头始终有一个难解的“职业心结”。 崔丽慧是吉林四平人，为了供女儿读书，10年前她离开丈夫和女儿来大连打工。她先后进入8户人家，有的是照顾卧床老人，有的是照顾小孩，每天的工作虽然不少，但也谈不上特别辛苦，每月工资也从800元涨到4000元。即便如此，崔丽慧还是盼望着尽快结束这份工作，早点回家。“久居他人屋檐下产生的主仆矛盾，让我总感觉不太得劲。”崔丽慧说，保姆在世俗眼光看来就是个佣人，而且因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刚开始接触时都要仔细观察，格外小心，生怕哪个环节被雇主挑剔。还有的雇主总是提防着她，有时甚至出一些花招考验她，这让她心中隐隐作痛。 这种感受，并非崔丽慧独有。我市几家大型家政公司的10余名被采访居家保姆，都曾遭遇过雇主的挑剔、猜忌，对雇主的满意度较低。即便是有些雇主性格随和，双方相处很融洽，可一旦离开便不再联系，人走茶凉的落寞，让保姆都对这份工作缺乏认同感。 融入，一道难解的题 “如果可以选择，我不会做保姆，一个外乡人怎么可能融入城里人的生活圈子？”来自营口盖州市的李萍，今年52岁，她说：“每一个保姆背后，都有一个不幸的家庭。”这话虽显武断，但却是包括她在内的相当多保姆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保姆圈里，像崔丽慧那样家庭美满的并不多见。我市居家保姆，大概1/3是离婚或丧偶的单身女性，1/3是尚未结婚的年轻女孩，其余的，不少是为了逃避丈夫和不幸福的家庭，才选择做这行。 李萍的老伴6年前去世，为了换个环境调节心情，她只身来到大连当起居家保姆。“我现在正照顾一个重病的老人，4年了，相处得很融洽，但毕竟不是一家人……”前两天，李萍的小儿子从盖州市来大连办事，顺便来看她。在外打工以来第一次老家来人探望，这让李萍很兴奋，她早早地出去和儿子见面，并想带赶路疲惫的儿子回雇主家休息一会儿。但又怕雇主挑理，只好陪儿子到有空调的大商场歇歇脚。晚上，儿子乘火车回去了，望着儿子远去的身影，李萍心里空落落的。 一般来说，居家保姆一周休息一到两天，而休息日却反而成了他们无法打发的难熬时光。吕玉玲是瓦房店人，从周一到周五，她都会像女儿一样带着一位老人去买菜、遛弯，生活很有规律。周末，老人的女儿来替班时，闲下来的吕玉玲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了。“干我们这行的都是进家服务，平时也结交不到什么工友，一旦闲下来，竟然发现自己连一个可以说话的贴心人都没有，放假了能去哪儿？只能躲在屋里发大闷。” 稳定，一个共同的期待 保姆说走就走，流动性太大！家政工轻松炒雇主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花高价请保姆，还得看他们脸色，生怕他们撂挑子不干……对于居家保姆，许多家庭都是一边倒地抱怨从业者忠诚度不高。在香港居住过两年的市民赵先生发现，那里的居家保姆和雇主，对彼此的满意度非常高。由于雇用双方签有明确的协议，很少发生“说不干就不干的”闪辞现象，因为保姆无故辞职的不守信用行为，会极大地影响其日后求职。 作为雇主，他们内心无不迫切地希望能找到一个留得住的好保姆。其实，作为保姆，也并不觉得跳槽和闪辞是真的潇洒，他们从内心深处也希望自己能够安稳下来。 “当了十多年的居家保姆，把两个儿子都供养长大，先后结婚，再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了，如果有家政公司能帮我缴纳养老保险，那就最好了。”姜淑华是庄河人，尽管保姆的收入大幅攀升，但始终无法消除她的危机感。刚迈入50岁门槛的姜淑华，由于带小孩或者病重老人需要经常熬夜，看上去十分衰老。“如果年纪再大一点，可能没人会请我了。”她一直期望，家政公司能给缴纳社保。 僵局，一场利益的角逐 “去年，我从报纸上看到大连为鼓励家庭服务业向员工制方向发展，开始实施社保补贴，这真是个好事。可快一年了，也没接到家政公司为我办理缴纳社保的通知。”姜淑华对于目前我市家庭服务业社保补贴政策的进展情况，显得非常急切，她说：“有了养老保险，等我到退休年龄后，每个月就能领养老金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尽管我市就业部门出台了一些鼓励政策，引导家政公司走员工制之路，但目前我市家政从业人员享受政府社保补贴的人员确实不多。 一些家政公司老板坦言，和家政工签订劳动合同后，一个月要额外支付800多元的社保缴费，虽然按照政策规定，一半由政府补贴，但是必须稳定用工一年以后才能提出申请，这让他们感觉资金支出的压力太大，不如像现在一样直接收取中介费更为简单，而且少了劳动合同，也避免了许多用工风险。 我市知名社会学者赵秀山分析认为，目前我市居家保姆行业确实存在不少乱象，归根结底就是利益主导。他指出，我市大多数家政公司以“中介制”为管理模式,家政公司通过把家政服务员介绍给家庭雇主,每次收取300元~500元不等的中介服务费。因为服务协议不规范,导致双方权益保障没有依据,家政从业人员缺乏归属感，行业吸引就业的潜力大打折扣。而在香港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家政的行业管理非常完善。比如香港的雇主和菲佣要签署合约，并且要向政府缴纳税款，这些税款用来处理这些菲佣的身份文件以及管理等问题。政府还明确规定了最低工资、基本居住条件、享有的劳工假期天数等。而在这些外佣以及香港本地团体的争取下，中环，铜锣湾等闹市区，周末专门为她们开辟休憩场所，让这些远离家乡的人们，可以有一个社交的地方。 当前我们的家政市场确实存在不少乱象。许多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指出，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症结是政府缺位，监管不力。“家政市场乱象由来已久，由于近几年家政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导致存在的问题越发突出。”他们认为，有关部门必须严加监管，行业内部必须及时醒悟，只有尽快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僵局，保姆之结才能真正解开。 文/记者于艳新 图/记者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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