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走了，6个月大的孙子没人带了，这几天我每天早上要去儿子家买洗烧，再赶到单位上班，累得像陀螺。”刚“升级”为祖母的沈女士，沙哑着喉咙向记者叹苦经：“本来保姆说好在上海过年，现在讲老家有事，必须赶回去，过了年再来。我只好当‘替工’了”。
耄耋老人许阿婆，平时家务活全靠钟点工打理。前天，钟点工小张突然说“最近我身体不好，你家的事不能做了”。独居的许阿婆一下子懵了，虽然居委会答应“一有人手先介绍给你”，但眼下没着落，只好让儿女每天轮流来“值班”。
安徽保姆刘月英真想回家啊。大女儿要出嫁了，还有得了肺病的丈夫需要安顿。她在上海做了8年保姆，现受雇于张教授家照顾年迈的祖母，包吃包住，最近工钱加到了1600元。今年春节，张教授夫妇与儿子要去新加坡旅游，签证办好了，旅费也交了。保姆要走，谁来照顾老奶奶？刘月英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春节临近，由于保姆回家、钟点工跳槽，不少家庭原本有序的生活乱了套。
保姆荒，为何每年春节如期上演？
应对节假日“保姆荒”，有无妙招良策？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本市家政服务市场作了一番深入调查。
现状：想走就走，缺乏制约
家政服务和千家万户的生活息息相关。保姆、月嫂、钟点工，正日益成为上海这个日趋老年化、快节奏城市中不可或缺的家庭“帮手”。有关部门一项调查显示，本市中心城区现有400多万户家庭，其中五分之一家庭、约80万户家庭需要家政服务，而且这一需求以每年20%递增。相比之下，目前上海家政市场无论是运作模式、还是人员结构，都与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居民需求不相适应。
其一，没有稳定的职业队伍。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本市家政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劳动保障部门扶持的非正规再就业组织，二是民政部门属下的非盈利性质社会企业，三是持有工商执照的家政公司，四是无证无照的民间中介。前三部分共有2000多家；而民间中介大多隐匿于弄堂里，一张桌子一部电话，数量难以统计。但“唱主角”的还是低层次、低风险、低成本运作的中介型公司，其中80%是小规模经营。主要通过牵线搭桥，传递信息，一次性收取中介费，不承担身份核实、岗前培训、岗中管理和风险共担。保姆、中介和雇主间没有约束，双方可以自由解约，发生纠纷也与中介无关。
其二，从业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前5年，上海家政市场从业人员本地人和外地人各占“半壁江山”，本地人主要是“4050下岗人员。如今，4050人员大都进入了退休保障阶段，而近几年大量来沪农村妇女、外地下岗女工，首选的是不需要技能而又就业灵活的家政服务。所以当下上海家政市场本地人只占二成，外地人占了八成，其中安徽、四川、浙江人占80%，其他还有河南、河北、四川、湖南等地的，年龄从20岁到50岁。每逢春节前夕，随着外地保姆纷纷回家过年，上海各大家政公司顿时人手紧张，缺口达六七成。
物以稀为贵。每逢春节，涨价、跳槽，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在家政市场引起连锁反应。有些雇主动用“价格杠杆”吸引人，一些家政服务员则随行就市，“人往高处走”。“春节回家”已经成为一个跳槽的最好借口。钟点工小赵春节明明不回老家，但是近日她向做了近一年的雇主汤阿婆说：“我婆婆摔跤骨折了，要回家照顾她。”其实，有位白领出价高，她跳槽了。
在媒体工作的洪小姐说，前几天去看望高龄父母，见老两口请的钟点工干活非常粗糙。洪小姐刚想提意见，却被母亲挡住：“不要讲了，要是她听了不高兴不做了怎么办？”怀有类似心态的雇主为数不少。
业内人士向记者坦言，目前家政市场存在“三低”：家政人员诚信度低，想走就走，不讲职业道德；雇主对家政人员和家政企业信任度低；家政人员对企业忠诚度低。有些人“脚踩几只船”，一个人挂几家家政公司，哪家钱多去哪家。
症结：头痛医头，难治根本
有关部门为解决家政人员短缺问题，投入的财力、精力不少。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业内人士指出，“保姆荒”的背后，有许多深层次原因。
面对每年春节出现的“保姆荒”，有关部门几乎延续着“救急”的老路。去年春节，民政部门花大力气，集中招来300名保姆，结果两天就被一抢而空。“救急不救荒”，有关人士坦言：今年我们没有力量再大规模出动招人。后续无人，只能以“抱佛脚”的权宜之计告终。
针对家政服务市场缺乏有效监管、从业人员缺乏技能素质和当事各方正当权益缺乏保障等问题，去年下半年劳动保障部门在浦东新区和长宁区试点出台新措施，包括扶持一批规范化的“示范性家政服务中介机构”、培训一批专业化合格的家政服务员、建立一个家政服务诚信管理平台等。但业内人士却认为，市场保姆那么吃香，要人家脱产培训两周再考试，错过“黄金时机”，谁愿意？即使培训合格者，公司也无法保证留住人。因为中介运作模式本身就是短期的。
一批初具规模的家政公司几年前就打算联合起来，成立“上海家政服务行业协会”。无奈，目前家政业多头管理，缺少挂帅的“婆婆”，以致这一动议久议不决。2006年，巾帼、来邦、舒锦等30多家管理型家政公司自行成立“家政绿色联盟”，互通信息，规范家政市场，包括把有品德问题的人上“黑名单”，联盟单位禁用等。但联盟单位毕竟只是整个家政市场一小部分，难以实现全覆盖。
另一方面，家政服务员从踏入这个行业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风雨中飘摇。通过中介介绍的工作，保姆和雇主之间没有合同。唯一算得上保障的就是一份一年30元的“意外伤害险”。新的《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劳动者确定劳动关系的主体必须是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雇主不是用人单位，因此，家庭雇用的保姆无法得到《劳动合同法》的保护。一些家政人员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钟点工小龚的想法颇有代表性：信守承诺，不会得到相应的保障；跳槽，也不会蒙受什么损失。
出路：推进职业化，家政配套化
在记者调查过程中，有一家公司自豪地称，“我们没有保姆荒”。这就是成立于1994年、原持有民政颁发001号执照的上海巾帼社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珏珉观点鲜明：要解决春节“保姆荒”难题，走职业化道路，实行员工制管理，不失为一条治本之路。
2003年前，由上海市妇联主办的“巾帼园”家政也是一家中介公司。想不到，一场“非典”改变了公司的命运。“非典”肆虐时，医生护士都在第一线与死神作殊死抗争，甚至病了也不下火线。而一些医院的护工因害怕感染回家不干了。为什么医生护士坚守岗位，而护工却做不到？同样是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物业服务于门外，家政公司服务于门内，服务人员也基本是4050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为何没听说过“物业荒”？原因就是物业公司是职业化管理，而护工和保姆是自由人，不是职业人；从事家政的企业是中介行为，不是管理行为。于是，巾帼家政着手从中介公司改制成管理公司。
最关键的改变是家政服务人员不再和家庭雇主直接签约，公司和家政服务员建立劳务派遣关系，即创建“员工式管理，签约制服务的家政管理型公司”，由公司为员工购买相关保险和“意外伤害险”。雇主面对的也不再是散兵游勇的保姆，而是直接和家政公司对话。家政员在遇农忙、生病和节假日需请假时，由公司协调，调派人员顶岗；对雇主承诺合同期内无条件调换家政服务员，提供永不间断的服务。
这样的经营，能赚钱吗？市场化运作的家政服务公司毕竟不是福利事业。有家“男家政”公司认为，可以把有技术含量的家政服务融入到劳务型的家政服务中，为家庭提供多项配套服务。“巾帼园”已在做这方面的尝试。记者在服务菜单上看到，有维修、家庭护理、家教服务、宠物护理、汽车保洁、订车订票、园艺服务等近30项配套服务。有识之士建议，甚至可以把婚庆服务、商务会务等社会化服务项目也融合进来，实行社会资源的有效组合，利润空间的有效流动。也可以在本地人中签订兼职合同，以应对季节性缺口。
新春来临，记者搜集了一些雇主和保姆的新年愿望：
河南阿姨张夏萍说：“我是乡下人，希望能跟城里人一样有养老保险。”
德国人乌尔夫冈说：“希望我家的阿姨继续做下去，她做的蛋饼比德国的还好吃。”
东北月嫂张平说：“我最希望得到平等对待。家政服务员也是一种职业，不是下人。”
白领郑弘说：“希望每位雇主都能真心尊重保姆，把她们当作家中一员。”
安徽阿姨陈国英说：“我最怕生病，一场病，几个月都白干了。我希望得病的时候有点补助。”
孤老王阿婆说：“这几年，我家的钟点工像走马灯似地换。希望今年有一个能体贴老人的钟点工长期做下去。”
希望，“保姆荒”不再是伴随着每个长假的阵痛。希望，更多的家庭分享到都市生活的便捷。希望，更多的劳动者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