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位于河坊街的一家小家政服务公司,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她们身材壮实、皮肤黝黑,明显是东南亚人的面孔,手里拿着签证不停地比划。通过简单的英语交流,工作人员方方了解到,她们来自菲律宾,是传说中的“菲佣”,想在杭州找一份家政服务的工作。仔细看看她们手里的签证,是旅游的,而且只有7天。“用她们就是非法居留,我可不敢用。”不过方方顺带问了下价钱,答复最低是每月4500元。
通过香港或北京、上海的中介公司,介绍菲佣给杭州客户,倒是有所耳闻,但菲佣自己找上门,倒还真不多见。业内人士说,近几年杭州家政市场成长很快,家政服务价格基本已涨到位,自然吸引了高度职业化、但薪水也比较高的“菲佣”的目光。
调查
按法规低技能岗位不能雇用外国人
记者了解到,其实,在杭州的一些高档小区,已经有菲佣的身影出现。她们一般是通过香港、北京或上海的大型中介公司暗地里介绍过来的。
记者了解到,按照现行法规,她们都是非法的。
根据已经颁布多年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聘用属于低技能、一般性岗位的外国人。也就是说,雇用老外从事初中级技能、一般设备操作、一般生产线操作、普通业务工作和基层管理岗位,包括缝纫工、普通加工工、餐厅服务员、家政服务员、门童、演艺人员等都是违法的。
那么像姚女士这样把香港家中的“菲佣”带到内地是否可以呢?“现在还不允许。”杭州市就业服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出了答案。
正因为目前进入内地的菲佣严格来说都是非法的,所以,“菲佣”的介绍费用非常之高。
朝晖艺美家政的总经理陈美认识一户聘请菲佣的家庭。“听说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钱。”陈美说,这户家庭是通过上海的一家中介公司找到菲佣的,中介费、签证费以及菲佣来杭的飞机票加起来,要两万三千元左右,除此之外,雇主每个月还要付给菲佣5000元左右的佣金。
但其实在香港,菲佣的价格非常有竞争力。
姚女士告诉记者,香港家中的菲佣此前每月薪水是3680元港币,最近刚刚涨到3800元港币。“中介费倒是比内地高不少,几千块钱。”姚女士表示,中介费加上菲佣的体检费、签证费,以及来回机票费,一共8000多元港币。在香港,介绍菲佣的中介公司会与雇主签1-2年的合同,如果不满意随时可以退换,直到满意为止,不需要另加费用。
早两年,菲佣一直被认为高端家庭才消费得起,但经过近两三年的狂涨,其实,目前杭州市场保姆的价格,比菲佣也便宜不了多少。
记者了解到,最近三年内,以照顾老人为例,就算是最轻松的那种,即老人生活能自理的,保姆的价格也已经从每月六七百元涨到了1800元左右;照顾小孩的,现在已都在2500元以上,熟练一点的,3000多元的也有。
个案
一个定居香港的杭州人说菲佣
一说起保姆,家住桐庐的姚女士就气不打一处来。姚女士此前在香港定居,前一阵子刚刚回到浙江老家。考虑到生活需要,一个月前,她从家政服务市场找了一位保姆,负责照顾她和老母亲的日常生活。
“我也知道她很辛苦,但是有些地方她也太不讲究了。”姚女士向记者抱怨,请回来的这位保姆不仅不会烧饭,洗完菜也不知道把厨房收拾干净。到了晚上,还没等姚女士入睡,保姆就以累为由早早地躺下了。第二天早上等全家人都醒后,她才不紧不慢地起床。
最让姚女士难以忍受的,是保姆对卫生不太讲究,不仅不刷牙不洗脸就直接上床睡觉,吃饭的时候也不愿意使用“公共筷子”。“这样的人怎么能为我们服务呢?”姚女士觉得难以忍受。
因为双方都难以适应,仅仅过了一天,姚女士就将保姆退了回去。“我现在都怕怕的,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合适的阿姨。”姚女士告诉记者,跟内地的保姆相比,自己香港家中的“菲佣”那可真是太专业了。比如从来都比雇主睡得晚、起得早,也不会跟雇主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不会打听雇主的隐私。即使是一顿普普通通的早餐,菲佣也会按照雇主的需求分次数、分内容准备,比如孩子赶着上学,会早一点先做好;姚女士起得稍微晚一点,就会等她醒来后再单独准备一份。
“真想把香港家里的菲佣带过来,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说起“菲佣”,姚女士非常怀念。
观点
保姆职业化还需加强
为什么菲佣会受到市民和业内热切关注?
一位家政中介分析说,与菲佣的职业化相比,目前杭州保姆就业前的培训非常随意。大的家政公司,会让新来的保姆参加公司内部的简单培训,其实也就是上几节家政服务市场办的培训课,至于效果,并没有人当回事。而小的家政公司,只负责收10元介绍费,培训之类,真是听也没听说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菲佣一般都要上3年的技能学校,到中介那边后,上岗前还得接受当地文化方面的培训。
“家政协会应该组织力量研究保姆职业化,研究保姆教程,政府也该加以扶持。”一位在家政行业已浸淫七八年的业内专家说,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看,这种事情应该由行业协会来做,但在内地,政府强协会弱,所以,政府也需要在保姆职业化上多出具体政策。
延展
地下运作堪忧
在香港,从事家政服务的菲佣是经过菲律宾相关协会组织认证的、有一定资质的。他们的专业操守由港菲两方相关协会和组织共同考评。因此,一位不敬业的菲佣可能无法再找到第二份工作;反之,一位糟糕挑剔的雇主也可能很难再聘请到菲佣。对双方的约束和管理,保障了这个市场和行业有效率、有标准地运转。
在广州,虽然也有的家庭选择到香港请中介代为聘请,通过自己的“门道”带回广东。但是,从香港转到广州,雇主和菲佣的约束监督随之失效。而广州中介往往随便找个菲律宾妇女,并不一定是经过专业培训的菲佣,“滥竽充数”介绍给雇主。因为缺少法律监管,广州中介的菲佣质量远远比不上香港,来源混杂,不少是说着口音怪异的菲律宾英语、未经专业培训的农家妇女。
广东省政协外事侨务委员会主任吕伟雄在两年前就开始调研外国人在广东非法入境、非法就业、非法居住的情况。
吕伟雄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出现了很多1996年《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未涉及的情况。没有正常渠道解决问题,造成非法用工,也使得国家无法进行有效管理,并造成税收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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