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申城保姆荒须改革家政劳动力供给机制

　　上海家庭结构正缩小到每户平均不足3口人，中国大家庭原有的内部成员相互照顾功能迅速丧失。家中幼儿照料、老人居家养老等客观需求如果没有保姆服务的支撑，就会严重影响在职职工的出勤率和工作效率，影响家庭的稳定。

　　上海目前有约50万家政服务人员，大部分来自外省市农村，多年来上海家庭享受着人口红利带来的家政服务低工资，家庭微型化的不少矛盾因此并未显现。不过随着人口红利效应的逐渐减弱，以及上海居住成本的上涨，平价劳动力减少将是今后10年常态，上海的保姆荒很可能在今后会长期存在，并触动居家养老危机和其他家庭问题集中爆发。要避免保姆荒及其连带影响，上海就应及早改革各项家政服务劳动力管理和引进机制，改善家政服务供给能力。

　　首先，上海需要输出家政服务标准，联系建立更多异地家政服务劳动力培训中心。

　　上海月嫂月薪一般在5000元左右，护理老人月薪也有2300元左右。这样的价位虽然不算特别高，但放到一些中部、西部地区，还是有相当吸引力的，但上海生活方式和四川、云贵等地的生活方式差异较大，如果没有标准化的培训，这些地区的家政服务人员就很难适应上海家庭的服务要求，即使请来了，也很可能因语言障碍、饮食障碍 、家电使用技能障碍、卫生习惯等原因丢掉岗位。这就需要上海劳动部门出台相应的家政服务标准，并及时与外省市劳务输出机构建立长期对口关系，来输出标准、输出培训、输出评估，通过培训，让更多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转化为适合上海市场的家政服务人员。

　　其次，上海也应借鉴海外经验，尽快开辟跨境家政服务劳动力输入管道。

　　异地家政服务劳动力进入上海也可能会伴随上海低学历常住人口增加这一问题，对此，香港的经验是更多吸纳境外家政劳动力，因为境外家政人员很难获得永久居留证，就可避免低学历人员长期滞留。事实上，随着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许多境外高端金融人才会陆续来到上海工作和生活，相应的外语家政服务人员需求很难通过上海现有的家政服务市场提供，本身就面临开放外籍家政服务劳动力的迫切需要。同时，象菲律宾、尼泊尔等英语家政服务人员也是上海家庭乐于雇佣，也有能力雇佣的。在持续的保姆荒面前，上海职能部门也应体察民生需要，锐意改革，为家政服务业的全球化提供政策空间。

　　此外，上海更须针对家政服务这一特殊工种推出社保金缓征机制，推进家政服务员工制。

　　保姆荒往往出现在春节前夕，其背后也有着上海家政市场迟迟无法实现员工制的深层因素。但家政服务企业如果将请来的保姆列为企业员工，就需要为其缴付相当数量的社保金，在保姆被雇主辞退期间也需要为其支付工资和社保金。而上海并不禁止家庭直接雇佣保姆。这样一来，推行员工制的家政公司因高成本就会与普通保姆在价格竞争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甚至可能因报价过高而被排挤出家政市场。要推进家政服务员工制，就先得在家政服务企业社保金收缴制度上有所突破，在未明确禁止家庭直接雇佣保姆前，暂缓向家政服务企业征收保姆社保金，为保姆市场的规范有序，提供发育空间。

　　缓解保姆荒，还需要建立社区公益家政志愿者队伍，为特殊家庭提供社区服务。

　　除了用市场机制缓解保姆荒之外，上海还需要通过非市场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帮助上海家庭解决子女照顾和居家养老困境。尤其是帮助其中的一些特殊困难家庭。

　　纽约等欧美城市普遍雇佣在读学生解决保姆荒，但上海家庭仍有较强的职业荣辱观念，一般并不愿意让在校孩子去当“低人一等”的保姆。同样，一些刚退休的上海市民即使收入不高也并不愿意从事保姆职业。要调动这两部分人力资源弥补上海家政服务劳动力的不足，就需要社区投入更多社工力量，创建更多公益组织，去发动人们来帮助社区特殊困难家庭解决家政服务难题。特别是为一些独居老人、单亲家庭提供居家养老、子女照顾服务。避免这些家庭沦为“保姆荒”的牺牲品。

　　胡锦涛总书记日前在求实杂志撰文指出，“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虽然家政业并不能增加多大的GDP，但家政服务关系上海千家万户，如果各级政府坚持把保障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就绝不能忽视保姆荒，而应锐意改革，积极提供公共服务支持，让上海家政服务水平早日追平国际大都市应有的水准。